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翼之帆的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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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潜伏”富士康28天:工人像碎片一样活着(转)  

2010-05-26 12:43:22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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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潜伏”富士康28天:工人像碎片一样活着

2010-05-15 00:30:00 来源: 南方周末(广州) 跟贴 796 手机看新闻

全球最大代工厂富士康的员工在不到半年内,已发生“八连跳”系列自杀。在“六连跳”时,记者以打工者身份潜伏进富士康28天,又正面接触大量富士康员工,多次访问富士康高层……

但这篇报道所揭示的,并非是人们想象中的“血汗工厂”的自杀内幕,而是中国部分地方产业工人的真实生存状态。

1

钟表一样的生活

心理学家称,富士康“八连跳”的自杀率仍低于全国平均自杀率。但一个年轻生命的非正常消逝,仍难以用冰冷的统计来概括和解释。

卢新从富士康龙华区VIP招待所6楼跳下,是在5月6日凌晨4时30分。在“被追杀”的恐惧里挣扎了三天后,这名外向乐观的富士康2009级新干班工人,甚至来不及等待正从湖南赶往深圳的母亲和弟弟。

卢新自杀的那个时候,李祥庆正和同事在富士康龙华园区2公里外的H3成品仓库度过夜班最难熬的一个小时。这个时候,他们通常坐在椅子上,双手不时使劲地“干洗”着脸,盯着前方一动不动。

李祥庆是4月12日进入富士康工作的。这是他第二次来富士康。2008年4月,他第一次进入富士康打工。2009年7月,觉得“在一个地方干久了没意思”,出来了。大约20天后,湘潭大学机电专业的应届生卢新进入富士康工作。从学历和阅历上看,卢新和李祥庆互为镜像。前者大学本科,后者中专毕业,前者已经自杀,后者常常念叨自杀。但他们互不认识。

“每个人每天看到的,都是自己的影子。一样的工作服,一样的工作。”深圳富士康新闻发言人刘坤说。他认为,这是打工者不愿在同事中交朋友的原因。

在这样的孤立中,他们每天上班,下班,睡觉,上班,下班,睡觉。而这种钟表一样的生活,反过来压缩着他们社交的私人时间。“老乡会”、“同学会”这样的“非正式组织”在富士康几乎是没有的。“一旦工作上、生活上有了压力,便没有任何人可以倾诉和分担。”富士康科技集团中国总部行政经理李金明说。

这是一个奇怪的场景。在每平方公里聚居了约15万人的狭小空间里,人和人却似碎片一样存在着。即使卢新这样的“明星”人物(2009年底的富士康新干班才艺大赛中,他凭演唱《你的样子》获得了第二名),在富士康的社交圈,也仅限于同学和校友之中。

涂尔干在他的《自杀论》谈到,个体的社会关系越孤立、越疏离,便越容易自杀。“集体的力量,是最能遏制自杀的障碍之一。”

或许恰是在这种孤立里,性或者爱情对于一个个体有着心灵慰藉的作用,因此而被放大(有人便因为感情跳楼)。有女生的车间就是好车间,有女生的楼层就是好楼层。

2

钱是加班的动力

钱,是卢新和李祥庆的共同之“痒”。卢新家里因为父亲受伤和自己上学,至今还欠了十余万债务。同事曾红领记得卢新从第一个月1800元的工资中,拿了1500元寄给家里,自己身上只留了300块钱。而钱对于李祥庆,则意味着他每日念叨的爱情。

所以,钱也成了他们申请加班的动力。这是一个悖论:中国的工人们主动向老板要求加班。甚至要通过讨好线长、组长来实现这一点。

相对于其他岗位,H3仓库里的工作轻松得有些无聊。现在,油压车成了李祥庆练拳的木桩人。他对着油压车的把手演练着无师自通的拳法。

即使最忙、最累的时候,这些工人也会表现得像一群疲倦的大孩子。每一个闲暇时间,他们都会开着自己的油压车在空旷处“飙车”:站在车头,像骑机车一样,自己蹬地往前滑。如果被保安发现,会记大过,但是他们乐此不疲。

3

“嗜血的插针机”

红色绝对是这里“大凶”的颜色。把红单发给员工,是开除,永不录用;而把红单贴上货箱,这一整板的货便必须打回返工。当然,最重要的是,它意味着受伤和死亡。

“我原来用的那台插针机伤过三个人。一个普工,一个全技员和我们线长。有两个都是在运行的时候去调机器,结果把手指扎了。不过也怪,本来是很难开的机器,在扎伤人之后,连续十几天都没出过问题。”李祥庆说。

4月25日晚,H3成品仓库出了安全事故:堆高机轧了一个工人的脚,幸好穿了劳保鞋,未骨折,据说自己还能走路。但伤者惹人羡慕。“工伤,多爽,有工资的。要是我至少休息一个月才回来做事。”安徽的王克柱说。

死亡的信息,似乎从来不给这个人群带来任何影响。“富士康又死人。”李祥庆一边拍着大腿,一边看着手机新闻逐字念出来。“富士康好出名的,又出名了,你知道‘六连跳’吗?”

在一些社会学家、心理学家的眼里,生于1985年后的卢新、李祥庆这样的新生代打工者,具备这样的性格特征:更倾向于个人主义,更习惯于城市的消费文化,经济负担较轻。与第一代打工者相比,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,但是他们却经历着更加显著的城乡分裂,更大的收入不平等,以及更深刻的社会排斥。

或许这是困于此种际遇的一种无意识表达,中国的新生代打工者在最近前所未有地迷恋上死亡。5月4日,三名20岁上下的少年,相约在台州市的一处街心花园服毒,其中两人死亡。

而在管理者看来――李金明早在1993年便来大陆,他管理过两代打工者――第一代农民工更勤快,更容易满足,而新生代这些孩子,“急功近利了一些”。李金明跟记者讲述,他们这一代人,是如何从台湾农村,一步步成长为顶级的管理者。

4

不知所措的青春

自杀者卢新在日记中说:现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错了,很迷惘……

即使与其相熟的曾红领也不知道是什么让乐观、外向的卢新突然精神异常。

目前所能找到的、卢新最后的日记,发布于2009年10月26日17时35分。这篇载于“校内网”其个人主页上的日志,清晰记录这个喜欢哈士奇、喜欢林志玲的湘潭青年,对于前途的不知所措:“放弃了最喜欢的公共职业:支持西部建设,为了钱,来到了公司,结果阴差阳错没进研发,来到制造,钱还算多,但在浪费生命和前途……哎,真的很后悔……现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错了,很迷惘……”

 

他曾经希望成为一个歌手,后来希望成为一个公务员。但5月6日凌晨,他还是用跳楼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……

专家称,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,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――家乡回不去了。实际收入锐减,退路又无,新一代打工者面临着比他们的前辈更大的生存压力。

“目前的社会管理制度框架,使每一个打工者处于原子状态,他们没有自我救助与沟通的组织。”专家说。

李金明以他的方式描述了工人的这种“原子”状态:“不管是正式组织,比如工会,还是非正式组织,比如老乡会,同学会,普通员工都找不到,所以压力大,却无法舒缓。”

(来源:南方周末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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